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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人文特征的社會競爭力

發布時間:2016-01-11 11:00:54 發布者:admin

   對于潮州這樣有上千年海外貿易傳統,跨國活動早已成為百姓日常生活一部分的地區來說,僅從一個國家的制度出發來理解地方文化的特質,可能是不夠的。與海上活動有密切關系的潮州人,一直要面對的,是環南中國海周邊地區不同國家和不同人群差異極大的政治、法律、貿易、宗教和文化制度。令人欣慰的是,上千年來,我們的先輩就是在這樣復雜的制度環境中,充滿智慧地協調和利用各種制度,在不同國家和不同社會之間,游刃有余地發展著自己的事業和文化傳統。

   再次,潮汕傳統人文特征中蘊含著許多“現代性”的因素,這些因素在潮汕社會的近代化過程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在潮汕社會的近代化過程和現代潮汕僑鄉的日常生活中,以“僑批”為主要形式的華僑匯款起著重要的作用。據汕頭郵政管理局統計,僅1930年一年寄往南洋群島和馬來聯邦的批信(應是回批)就有129萬封,因世界經濟蕭條而使僑批數量減少的1932年,也有83.2萬封批信。一般情況下,僑民家庭每月(有的是每兩月)就會收到一封平均匯款額在20-30元之間的僑批。在近百年時間里,這些與個人和家庭生活有著密切關系的家信,頻繁往來于海外移民的故鄉與海外移居地,潛移默化之間,對社會生活產生了非戲劇性的、但可能更加深刻的影響。

   從近代郵政業和銀行業的理念看來,僑批局的營運方式有諸多不合“規矩”之處,所以,民國年間中央政府對僑批業一直采取壓制的態度。在一般的觀念中,帶有明顯鄉族色彩的民營僑批業也基本上可被認為屬于“傳統”商業組織的范疇,但有意思的是,這一組織在一個日漸近代化的地方社會中扮演了相當積極的角色。在更大的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市場的網絡體系之中,僑批業這一帶有明顯的東亞商業經營習慣和經營理念的組織,可以與近代的郵政機構和金融組織良性互動,并從中找到巨大的發展空間。近代潮汕僑批業者進行的不但是經濟的活動,而且這些活動有更加深刻的社會與文化內涵,僑批問題不僅是金融的活動,其背后同時也是人員、物資和信息的交流。這也就是我想在這里強調的,潮汕傳統商業習慣中蘊含有可以適應近代國際金融和商業運作的某種“現代性”。

   關于潮汕傳統人文特質中蘊涵著“現代性”的另一個例證,是近代汕頭市善堂的興起及其對近代市政發展的影響。

   可以說,近代汕頭善堂的興起,與大峰祖師的信仰有關。大峰信仰的起源或許可以追溯到宋代,但直至十九世紀末,大峰祖師的信眾仍僅限于潮陽一地,和平鄉的報德堂是唯一祭祀大峰祖師的場所。大峰祖師作為一個具有近代慈善組織性質的善堂的象征性神明形象的塑造,特別是其信仰的普及,是晚清以來商人和華僑共同努力的結果。

   實際上,和平鄉報德堂之外第一個奉祀大峰祖師的場所出現在泰國。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與潮陽縣相鄰的汕頭成為對外通商口岸,潮陽人也因此大量移居海外。1896年潮陽人馬潤君從和平鄉恭請大峰祖師金身到暹羅設壇供奉,此舉與后來影響巨大的泰國華僑報德善堂的興起有莫大關系。原來只是在海邊偏僻鄉村為鄉民祭祀的神明,經此變化,首先在海外華僑社群中得以推廣。

   差不多與之同時,與汕頭只有一海之隔的潮陽人,也越來越多地來到這個新興的工商業城市定居,這些潮陽籍商人,許多是先移居南洋,再回來汕頭發展的,幾乎每一個人可被稱為“華僑”或與之有直接的聯系。

   當時新興近代城市要面對的一個嚴重問題,是建立包括醫療衛生在內的社會保障制度。在傳統時代已經廣泛存在的善堂,成為解決新興近代城市公共事務問題最有效的選擇之一。第一個以大峰祖師為主要祭祀神祗的善堂,是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設立的存心善堂。而存心善堂善款的主要來源,除本地的商賈、名流的捐助之外,旅居東南亞各國和香港地區的潮汕鄉親,尤其是香港善慶善堂和泰國報德善堂,也都常有捐助。

   存心善堂建立之后,其他善堂也在汕頭市建立起來。其中,存心善堂和1905年設立的延壽善堂、1919年設立的誠敬善堂、1932年設立的慈愛善堂和1934年設立的誠心善堂,并稱為汕頭 “五大善堂”。這些善堂許多在韓江中下游城鄉地區設有分支機構,其賑災和公益活動的范圍,更達到韓江流域各地和東南亞華僑聚居的地方。

   沒有直接的證據,說明大峰祖師信仰的推廣,是先從潮陽縣和平鄉傳播到南洋,再因在南洋信仰的普及而致使其在內地僑鄉也被廣泛接受。但沒有疑問的是,大峰祖師是由于“華僑”的作用而首先在海外傳播的。而在汕頭市和韓江中下游城鄉地區將大峰祖師作為近代慈善事業象征的,也是“華僑”。在近代潮汕地區“僑鄉”形成的過程中,華僑正逐步取代士紳階層,成為轉型中的地域社會新的主導力量。

   大峰祖師信仰隨著善堂的普遍建立,在潮汕地區迅速傳播的過程,正值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中國人的民族國家意識逐步形成,潮汕社會經濟出現某種近代化趨勢,汕頭等近代工商業城市在地域社會的政治、經濟格局中的地位日臻顯著的時期。善堂的普及,是在政府控制力量明顯減弱、鄉紳等原有的地方精英面對新的挑戰、地方組織的形式和權力格局重新建構的社會轉型時期,公眾和社會對慈善事業和其他公共事業迫切需求的結果。善堂的善舉主要包括重大災害之后的緊急救濟、平常時對貧窮者施衣施食、設立義冢并對貧窮和無人收埋的死者施棺收斂、對無力治療的患者施醫贈藥、興辦義學、在城鎮地方設立義務消防組織等等。對于汕頭這樣正在形成中的近代城市來說,急需有專門的機構從事這類與公眾健康和社會安定直接相關的工作,是不言而喻的。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善堂這種在傳統中國有著悠久制度淵源的社會慈善組織形式,成為了當時潮汕民眾所選擇的,能夠適應近代汕頭市政建設需求、具有“現代性”特征的城市公益組織。

   如果要把潮商與徽商、晉商等傳統中國著名的商人集團做某種比較,或許有三點是可以提到的:

   第一,潮商的發展一直保持著更大的自主性。我們知道徽州商人集團的起源與明朝政府的食鹽專賣制度(即所謂“開中制”)有關,而山西票號的空前發展則直接依賴于清末與朝廷財政運作的密切合作。而潮州商人善于在不同時期利用官府不同的制度以獲取利益,但始終與封建政府保持著距離。

   第二,潮商的貿易和人文網絡有更明顯的跨國特質。潮汕地區在傳統近海帆船貿易體系中有利的地理位置,以及潮人日常生計與海洋密切相關的悠久傳統,使得潮汕商人始終將貿易活動的視野更多地投向海外。而他們也確確實實能夠在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文化、法律和商業制度之間游刃有余,獲取豐厚的利益。

   第三,潮商的經營和商業運作方式中,可能蘊含著更多的可與近代國際商業發展相適應的“現代性”因素。這一點,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香港、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眾多潮籍銀行家、企業家和社會活動家事業發展的案例,就是最好的證明。

   當然,講到明代潮州的歷史,不但要提到許朝光、吳平、張鏈等等海上活動集團的首領,還要知道同時期潮州地區涌現了薛侃、林大春、林大欽、翁萬達、唐伯元等一大批在學術史和文化史上有地位的知名士大夫;清代潮商不僅在海外活動頻繁,在中國北方和內地的商業活動也有不俗的表現;在潮汕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不但有長期以大海為生計來源的民眾,也有祖祖輩輩居住在山區的人群等。這些都是我們在討論潮汕人文特征時要全面思考的,不然就會掛一漏萬。

   (根據陳春聲教授在第6屆國際潮青聯誼年會高峰論壇的演講稿件整理而成)

   陳春聲簡介:

   廣東揭西縣人,現為中山大學副校長、歷史系教授,人文科學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兼任教育部歷史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評估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史學會副會長,廣東歷史學會會長。主要從事中國社會經濟史、歷史人類學和史學理論的教學與研究,在計量歷史學和歷史人類學兩個學術領域有較大成績。先后在美國、英國、瑞典、日本、新加坡、俄羅斯等國家和香港、臺灣等地區的多間大學長期講學和從事合作研究,曾在加拿大麥吉爾大學進行博士后研究,兼任國內、國際10余所大學的客座教授或學術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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